从徐闻、合浦到广州对外贸易港口的变迁
王元林

    广州历来被认为南海丝路的起点，南海丝路的兴起和发展都与其息息相关。有关南海丝路兴起和对外贸易港口的形成，以往的研究仅仅局限于秦汉时期番禺为岭南经济都会和对内贸易的港口；徐闻、合浦为对外贸易的港口和南海丝路的起点；魏晋南朝时期的对外贸易始发港为广州(实为广州治所番禺)。而对秦汉至魏晋南朝时期南海丝路始发港变迁的过程和原因研究比较薄弱。本文试在这一方面作一探求，以求证于海内外方家。 
    一  南海丝路始发港变迁的过程 
    秦汉时，番禺利用东、西、北江和海上交通之便，为对内贸易港口。“番禺，亦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①(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②(卷二八《地理志》)。时番禺为象牙、犀角、珠玑、玳瑁、金银器物以及各种水果等岭南特产汇萃之地。当然，这其中也包括来自象郡南部即后来汉设日南等郡所辖地区的物品。故岭南的许多珍奇特产和中原内地的物产都应汇集在番禺。虽然番禺曾经一度成为南越国的都城，期间也会有域外国家的朝贡或通过海商而来的海上舶来品，诸如南越第二代文王墓中出土的带有波斯风格的银盒即是例证，③但在番禺的市场上这些稀世珍宝却难以见到。而在番禺常常见到的产自南中国海地区和域外的象牙、犀角等贵重物品，普通人却难以购买得起，一般只作为贡品上贡朝廷。考古在广州梅花村二号汉墓中出土的五枚陶制象牙和四枚陶制犀角，在马鹏岗发现十五枚陶制犀角和两面用朱漆绘有的犀牛木胎黑漆扁壶，这些汉代明器应是当时番禺工匠据所见的活象和活犀牛加以绘制和制作的。④象牙和犀角明器尚是陶制，而一般的这些物品当是在番禺通过贸易取得，这其中还应包括从徐闻、合浦以及日南而来的舶来品。因此，番禺为岭南地区的交通枢纽和中外货物集散地。从严格意义上说，番禺为中外贸易的中转站，而时对外贸易的港口在徐闻、合浦和日南等地。 
    徐闻为西汉合浦郡的治所(一说治广西合浦)，西汉设左右候官，“积货物于此”，“交易”“有利”，成为中外商贾致富之地⑤(卷三)，这里居雷州半岛南端，东北行从陆海皆可到达番禺，而北上沿廉江、鉴江、漠阳江可达交趾剌史部治所苍梧(治今广东封开，一说广西苍梧)；西南海上行经合浦可达交趾郡(今越南河内西北)；向南，“晴朗无风之日，径望朱崖州，如困廪大，从徐闻对渡，北风举帆，一日一夜而至”珠崖、儋耳两郡⑥(卷三六《温水注》)。虽然今徐闻的地点仍有争论，但丝毫也不影响徐闻港作为南海始发港的地位。⑦ 
    同样，合浦位于南海西北角北部湾顶端，为东汉合浦郡治所，沿海还是采珠场所，溯南流江而上，经桂门关进入北流江，入西江可达苍梧，或经桂江和灵渠北上，而西南行从陆海皆可达交趾郡。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合浦易成为对外港口。虽然此时其南的交趾、日南也是对外贸易之地，但由于其远离岭南腹地和经济发达的黄河及江准流域，故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集中在南中国海的北部沿海。东汉交趾郡土产“明玑、翠羽、犀、象、玳瑁、异香、美术之属”，除部分从交趾郡、日南郡运输外，大多从合浦、徐闻运出。由于所任刺史和太守贪暴，“故吏民怨叛”。中平元年(184年)交趾屯兵反，执刺史及合浦太守⑧（卷三一《贾琮传》)。考古也在合浦汉墓出土大量的琥珀、玛瑙、玻璃器等，这些都证明了合浦对外贸易的发达。 
    《汉书•地理志》所载汉遣使西南洋起航点为徐闻、合浦和日南障塞，这与徐闻、合浦的地理位置以及人们的航海水平有关。由于当时人们航海技术和能力有限，多沿近岸航行，这在客观上刺激了徐闻、合浦两港的繁荣。“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赉黄金杂缯而往”②，官方海上丝路初成雏形。 
    至东汉末吴时，国内形势和航海路线发生了巨大变化。广州初设和交广分治，六朝时期广州，政治清明，历代刺史经营有方，经济发展迅速。特别是番禺商业活动频繁，各类珍奇异物琳琅满目。“工商竞臻，粥米商盐，盈衢通肆。新垣既筑，外户无局，脂脯豪家，钟鼎为乐。扬祛洒汗，振雨流风。市有千金之相，田多万箱之咏”⑨(卷四《广州刺吏欧阳頠德政碑》)。加之“所处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玑，奇异珍玮，故商贾至者，多取富焉”⑩(卷二六《地理志》)，番禺已经确立了岭南对外贸易中心城市的地位。特别是对外贸易港口已东移至广州。主要表现在： 
    (1)史书记载外国使节和商人多以广州为登陆口岸。明确记载番禺成为海上丝路的时间是西晋康泰二年(281年)，“大秦国奉献琛，来经于州，众宝既丽，火布尤奇”⑾(卷八五《布部》引晋•殷巨《奇布赋及序》)。由于“晋代通中国者鲜，故不载史官”⑿(卷五四《南海诸国》)，但广州(即番禺)外贸港的声誉已远播域外。法显从海上归国，在耶婆提国(今苏门达腊岛东部，一言爪哇岛)“东北行，趋广州”。来往于此途的“商人议言‘常行时，正可五十日便到广州’”⒀(《耶婆提国》)。人们已可利用信风，准确掌握航行时日。这比《汉书。地理志》所载沿近岸航行要迅捷。刘宋元嘉七年(430年)诃罗施国(今爪哇岛)“愿敕广州，时遣舶还，不令所在有所陵夺”(卷九七《夷蛮传》)，要求保护其国外贸船只。虽然这一时期有侵夺事件的发生，但丝毫也不影响番禺“商舶继路，商使交属”的盛事⒁(卷九七《夷蛮传》)。宋末，扶南国等“遣商货至广州”，至齐时，“商舶远届，委输南州，故交、广富实，轫积王府”⒂(卷五《东南夷传》)。梁时，番禺“海舶每岁数至，外国贾人以通货易”⑿(卷三三《王僧孺传》)。萧劢为广州刺史时，变“每年(外)舶至不过三数”为“岁十余至”⒃(卷五一《萧劢传》)。六朝时期朝廷偏居东南，虽然中国使节聘问的离陆地点与外国商使的登陆地点史少记载，但从吴泰《扶南传》提到的<南海丝路所经>“涨海”和诃罗陀国要求保护在广州的本国商船（28）(卷六九引)，以及“婆利国，在广州东南海中洲上，去广州二月日行”来看⒄（卷七八《海南诸国》)，外国商使多以广州为重要。这一时期与中国往来的国家有林邑、扶南、呵罗单(诃罗陀)、阁婆婆达、婆皇、苏靡黎、天竺、波斯、大秦等二十余个国家。 
    (2)僧侣来华也以广州为登陆地点。据冯承钧先生统计，南朝时往来南海东渡中国的僧侣有十人。其中天竺国的昙无竭、求那跋摩、那跋陀罗、拘那罗陀、菩提达摩，厨宾国的昙摩耶舍等六人都是在广州登陆的。⒄其中菩提达摩登陆地点就在今广州上下九路附近的西来初地，并在此建西来庵；昙摩耶舍在广州建立王国寺(今光孝寺)。寺院的建立，便于传法译经，使广州成为六朝时期全国著名的译经中心之一。 
    (3)考古实物也证实了广州对外贸易的发达。考古也在西沙群岛的北礁，打捞出南朝六耳罐、陶杯等遗物，这足以证明南朝时南海丝路确实已东移至海南岛东和西沙群岛附近。⒅南海丝路的东移，为广州(番禺)对外贸易港口的形成和繁荣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  始发港变迁的原因 
    南海丝路东移番禺，主要有客观和主观方面的原因。客观方面： 
    (1)岭南经济区和番禺经济中心城市的形成。政治清明，人口南迁，加之招诱俚人等措施，促使了经济的发展并最终形成了岭南独立的经济区。卢循及后来的陈霸先问鼎政权都是以岭南为经济支柱的。六朝历任广州刺史多屯聚居奇，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证明了番禺外贸有丰厚的利润。 
    岭南地区经过秦汉时期的经营，经济得到了长足的进步。而真正奠定其在全国经济地位并形成独特的经济区的是六朝时期。由于地处南岭以南，面向南海，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岭南地区远离六朝统治中心长江下游地区，少受战乱影响。加之，这一时期岭南政治清明，因此无疑成为黄河和长江流域民众南下的理想之地，经过东汉末吴初、西晋末东晋初、梁末三次大的人口迁徙，这一地区人口大增，经济的发展，最终形成了完整意义的经济区。第一次人口迁徙发生在东汉末年，时中原板荡，而统治岭南交趾、南海等七郡的士燮“体器宽厚，谦虚下士，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二十余年疆场无事，民不失业”⒆(卷四九《士燮传》)。后步骘为交州刺史，“绥和百越，遂用宁集”⑥（卷三七《浪水》)。陆胤继为交州刺史，“喻以恩信，务崇招纳”，人民“扶老携幼，甘心景从”，在任十余年间，“商旅平行，民无疾疫，田稼丰稔”，“交域清泰”⒆(卷六一《陆胤传》)。长达数十年的清明政治，有利于安辑移民，发展经济。第二次人口迁移高潮发生于西晋末东晋初，北方“永嘉之乱”，长江流域李特、张昌、杜韬、石冰、陈敏等战争，“民多流入广州”。而西晋初，滕修“宿有威惠，为岭表所伏”⒇(卷五七《滕修传》)。后交州刺史陶璜“在南三十年，威恩著于殊俗”⒇(卷五七《陶璜传》)。东晋太兴初，交州刺史“(陶)侃性聪敏，勤于吏治”⒇(卷六六《陶侃传》。元兴年间，广州刺史吴隐之“清操逾厉，常食不过菜及干鱼而已”⒇(卷九十《吴隐之传》)。清正廉洁的吏治，使岭南出现长时问的清明政治局面，为流民南下提供了良好的避难场所。除陆路南下，“时东土多赋役，百姓乃从海道入广州”⒇(卷七三《庚亮附弟翼传》)。第三次人口南迁为侯景之乱，长江中下游民众纷纷南下。陈天嘉六年(565年)，“诏侯景以来遭乱移在建安、晋安、义安郡者，并许还本土，其被略为奴婢者，释为良民”  (卷三《世祖纪》)。晋安郡(治今福建福州)、南安郡(治今福建泉州西北)在闽南沿海，义安郡(治今广东潮阳东北)在岭南东部沿海，此次南迁以海路为多。而此时的广州“盗贼皆偃，工商竞臻，鬻米商盐，盈街满肆”⑨(卷四《广州刺史欧阳頠德正碑》)，也是江左人南下的理想之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广州市郊出土的晋墓砖铭文“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皆平康”（21）也在考古上证明了此时广州的清明政治。据估计，六朝时期南下岭南的人口达二百五十万。（22）这其中还不包括诸如步骘“将交州义士万人出长沙”⒆(卷五二《步骘传》)；陆胤“前后出兵八千余人，以充军用”(卷六一《陆胤传》)；卢循以广州治所番禺为基地，从初来时的数千人至北伐东晋时已扩充到数万人⒇(卷一百《卢循传》)；陈霸先北伐侯景时，仅始兴郡(治今广东曲江)豪族侯安都就率三十人来归附（21）(卷八《侯安都传》)；等等。这些兵士皆北越岭未归，故六朝时岭南人口数量不少，为人口南迁的重要地区。 
    人口南迁使岭南地区人口大增，六朝时，政府在此增设了许多州县。东汉岭南设一州(交州一部分)四郡三十四县⑧(志二三《郡国志》)，而晋增加到一州(广州)十九郡七十四县⒇(卷十五《地理志》)，南朝宋时为两州(广州、交州一部分)三十郡一百八十七县⒁(卷三八《州郡志》)，齐时三州(广州、越州、交州一部)四十二郡二百四十四县⑩(卷十五《州郡志》)。为什么郡县会成倍增多?实际上，六朝时岭南地区行政建制郡县增多的原因有二：一是与当地少数民族大量入籍有关。苍梧郡丁留县(地无考)“晋武帝太康七年以苍梧蛮夷宾服立”。新会郡封乐县(地无考)“(宋)文帝元嘉十二年，以盆允、新夷二县界归化民立”⒁(卷三八《州郡志》)。宋末泰始七年(471年)“合九郡立越州”⒁《明帝纪》，元徽二年(474年)“始立(越)州镇，穿山为城门，威服俚僚”，原来的九郡至南齐时已达二十四部郡，永明六年(488年)所设的吴春俚部显然是招抚俚人新建的郡⒂(卷十五《州郡志》)。一是吸收流民增立郡县。“(宋)文帝元嘉九年，割南海、新会、新宁三郡界上新民立宋安、新熙、永昌、始成、招集五县”。这里的“新民”应是南迁民众。而四会县的官细乡、古蒙乡、银屯乡，于元嘉十三年(436年)分别建立新招、化蒙、怀集三县⒁(卷三八《州郡志》)。四会县居西江、北江交汇处，这些新县应是为安置日益增加的南下民众而在乡基础上设立的。陆上之外，沿海附近就地安置的多为海上移民和流放民。南朝宋沈怀远的《南越志》载：“义安郡有义县，昔流入营也，义熙六年立为县”（23）(卷一五八《潮州潮阳县》)引，“招义县，昔流人营也”（23）(卷一七二《南恩州罗州》)引。除设县安置外，南朝宋时还在岭南设有“流民都护”官职，让地力官员来兼职安辑流民，杜慧度、杜弘文在升交州刺史就曾任这一官职⒁(卷九二《杜慧度传》)。安辑流民的郡县和流民都护官职的设立，无疑有利于六朝岭南地区的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秦汉时越过南岭的诸道以越城道、临贺道、桂阳道为重要。东汉建武初，“开零陵、桂阳峤道，于是夷通，至今遂为常路”⑧(《志》卷三三《郑弘传》)。其后大庚岭道兴起，成为三至六世纪越过南岭的主要通道。岭南主要通道的东移，加上时江左人南下和军事上的需要，“百姓乃从海道入广州”⒇(卷七三《庚亮附弟翼传》)，粤东沿海道也逐渐兴盛。卢循起义军和东晋沈季高、沈田之的军队等都是从粤东沿海南下番禺的。陆上和海上交通的便利，为番禺中心城市的形成起到了一定作用。 
    番禺居三江之会，北江、西江、东江交通方便，粤东海路也可达江左，故沿江和沿海多南迁之民，而居于三江交汇的三角洲地带，地势低平，土壤肥美，无疑成为南迂人口的聚居中心。据统计，西汉元始二年(2年)，番禺所在的南海郡人口总数在当时交趾郡所辖的七郡中排名第四，仅相当于交趾郡的八之一，每县平均户数少于交趾郡和九真郡，仅稍高于合浦郡和日南郡②(卷二八《地理志》)；东汉永和五年(140年)，交趾郡、郁林人口失载，南海郡人口少于苍梧郡，每县平均户数稍高于苍梧郡⑧(《志》卷二三《郡国志》？）。而到刘宋时，番禺所在的南海郡不但户数和口数在岭南诸郡中名列首位，而且，每县平均户数都远远高于其它诸郡⒁(卷三八《州郡志》)。这与广州政治清明，少战事侵扰，社会安定有关。 
    六朝时岭南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1、大量汉族人民南迁岭南，带来了内地先进的铁农具与耕作技术。晋“(广州)刺史邓岳大开鼓铸”⒇(卷七三《庚亮附弟翼传》)，促进了农具的普及。考古在广东韶关和连州西晋墓中分别出土了耙田和犁田耙田模型，先犁后耙，证明了岭南地区耕作技术已达到一定的水平。（24）广西梧州南朝墓葬中也出土了陶制耙田模型。（25）这些铁农具和精耕细作的犁耙使用，大大促进了岭南地区农业的开发。至陈霸先北伐侯景时，短时间就可筹集军粮五十万石（21）（卷一《高祖纪》)，岭南经济发展可见一斑。2、手工业的发展。六朝时，岭南地区的纺织有了一定的进步，就连莫瑶都可以使用棉花织成斑布、白布衫⑩(卷三一《地理志》)。另外，岭南地区的造船、制陶、采珠、矿冶、煮盐、酿酒都有长足的发展，还出现了侧理纸、琉璃和竹藤木香的加工，形成了门类多样的生产格局。（26）3、商业发展和商业城市的形成。六朝岭南农业、手工业和交通的发展，促使商业的兴盛。这一时期除海路外，还有越过南岭的越城岭道(始安道)、九疑岭道(临贺道)、骑田岭道(桂阳道)、大庚岭道(南康始兴道)等道路。这些道路中，尤以通往建康的大庚岭道更显重要，商旅频仍，周文育在大庚岭旅店一夜赌博竟“得银两千两”（21）(卷八《周文育传》)。这时的岭南“全以金银为货”⑩(卷二四《食货志》)，商贸活动发达，形成了以广州(实指番禺)、合浦、徐闻、始兴、苍梧、郁林等治所为中心的商业城市。正是岭南区域商业城市的形成，以及粮食储存量的增加，岭南成为与巴蜀相当的经济区，⒁这些都为广州治所番禺对外贸易的港口提供了条件。 
    正是“广州包山带海，珍异所出，一箧之宝，可资数世”⒇(卷九十《吴隐之传》)。“四方珍怪，莫此为先，藏山隐水，环宝溢目”⒂(卷五八《东南夷列传》)。当时外国的金、银、象牙、犀角、珠玑、玳瑁、琉璃器、螺杯、吉贝、郁金、苏合、沉檀、兜鍪等宝物，国内的丝织品和高凉生日等充斥番禺市场（26）（卷五四《海南诸夷》)。广州“卷握之资，富兼十世”⒂(卷十四《州郡志》)，“前后刺史皆营私蓄，方物之贡少登天府”。而诸如萧劢等廉洁的官吏，  c‘岁中数献，军国所须，相继不绝”的供于朝廷，难怪梁武帝感叹曰：“朝廷便是更有广州”（25）(卷五一《萧劢传》)。从一定程度上说，广州的富庶正是依赖中外贸易的发展。 
    (2)造船和航海技术的提高，主要海上航线东移，即由原来的近岸航行而东移经涨海航行。徐闻、合浦已没有太大的地理位置优势。相反，番禺的海陆港口和岭南腹地的地理优势显现出来。而魏晋南朝，海舶制造技术的提高，使原来的近岸航行变作可以取道海南岛东岸和南岸直达广州。时岭南人用“(桄榔树)皮可作绠，得水则柔韧，胡人以此联木为舟”（27）。而广州境内“土人伐船为业，随树所在就以成槽”⑾(卷八二《藤》引《广州记》)。卢循、徐道覆出兵南岭，于南康山(今大庚岭)贮积船材，旬月而成“船舰皆重楼”的数百艘大船⒇(卷八五《何无忌传》、卷一百《卢循传》)，至东进攻建康时，“新作八槽舰九枚，起四层，高十余丈”（28）(卷七七○《舟部》)。据朱杰勤先生考证，这种八槽舰底舱分作八个隔槽，便于修补和远航，使船只更加安全。（29）造船业发达为海上远航提供了便利。上述的“重楼”、“八槽舰”应是使用于海上航行，而域外的扶南国也“乃制作大船，穷涨海”（26）(卷五四《海南诸国》)。据《南州异物志》载：“外域人名舡日舡(舶)，大者长二十余丈，高去水三二丈，望之如阁道，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28）(卷七六九《叙舟》引)：“外徼人随舟大小，作四帆或三帆，前后沓载之，张帆取风气，而无高危之虑。故行不避讯风，激波安而能疾也”（28）(卷七七一《帆》引)。这些船体较大，随风调整帆数和帆向，为远航深海航行提供了便利。值得注意的是，三国吴•万震《南州异物志》和康泰《扶南传》都载涨海(今南海)有珊瑚州，“洲底有盘石，珊瑚生其上”（28）(卷六九引)：“涨海崎头水浅，而多磁石。外徼人乘大舶，皆以铁之，至此关以磁石不得过”（28）(卷九八八《磁石》引)。盘石和磁石皆为今南沙、西沙群岛暗礁和珊瑚礁。无论是作者亲身经历或是道听途说，吴时已有远航船舶经过南海航行。 
    (3)徐闻、合浦一带的俚人和乌浒人时叛时附，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两港口和沿海外贸活动的开展。东汉末，徐闻县已不见于吏载。吴时合浦沿海禁民航海采珠，加之俚人及乌浒人侵扰，都影响了徐闻、合浦的对外贸易；合浦郡“土地硗确，无有田农，百姓唯以采珠为业，商贾去来，以珠贸米”。而吴时珠禁甚严，“虑百姓私散好珠，禁绝来去，人以饥困”⒇(卷五七《陶璜》)。经济的凋敝失去了对外贸易的吸引力。而南朝时合浦、徐闻附近及其以北各俚、僚、乌浒之地，从宋时开始，在合浦及附近地区设置越州，但“刺史常事戎马，唯以贬伐为务”⒂(卷十四《州郡志》)“俚人不宾，多为侵暴”（25）(卷五一《萧劢传》)。这些都不便于对外贸易的开展。吴晋时对外贸易港口以日南较为著名。“徼外诸国尝赍宝物自海路来贸货，而交州刺史、日南太守多贪利，十折二三”⒇(卷九七《四夷传》)。日南太守韩楫贪暴，“估较大半，又伐船调炮，声云征伐，由是诸国忿愤”。继任的谢擢“侵割如初”⒇(卷九七《四夷传》)贪官污吏的侵暴，大大影响了日南对外贸易的发展。东晋永和三年(347)，林邑王攻陷日南郡，“杀五千人”。此后复陷日南，“又袭九真，害士庶十八九”。至义熙中，每岁又为寇日南、九真、九德等诸郡，杀伤甚众，交州遂致虚弱”⒇；(卷九七《四夷传》)。至宋文帝元嘉十八年(441年)“以交州流寓立昌国、义怀、绥宁、新建四县为宋熙郡”⒁(卷三八《州郡志》)。宋熙郡治今广东高要东南，已在广州辖境。交州流民都难于在本州立足，还谈什么对外贸易?其他南方港口的衰落，为政治清明的番禺成为对外贸易的港口提供了便利。 
    主观方面：(1)由于孙吴时广州初置和交广分治，番禺成为广州治所。原来两汉时政治中心即交趾(州)刺史治所所在苍梧郡或交趾郡已经东移，番禺较苍梧或交趾距六朝的政治中心建康(业)更近，北上逾大庚岭沿赣江入长江即达建康，而交趾、苍梧偏于西南，到达建康不如番禺迅捷。这些条件使番禺更宜于朝廷辖制，理所当然的成为岭南的政治中心。而六朝的徐闻是齐康郡和齐(乐)康县的治所，合浦是合浦郡和合浦县的治所，政治地位根本无法与番禺相提并论。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广州治所番禺政治地位的重要。吴国末期郭马政变、东晋初年的王机叛乱等政治事变都发生在番禺，南朝卢循、陈霸先等都以广州治所为根据地而后北上的。 
    (2)广州即番禺自身的城市建设和城市各项职能日渐完善。广州治所番禺独特的地理位置也为岭南中心城市的形成提供了必备的条件。交州刺史步骘，“登高远望，睹巨海之浩茫，观原蔽之殷阜，乃曰‘斯诚海岛膏腴之地，宜为都邑’”，即在迁治番禺的同时，“筑立城郭，绥和百越，随用宁集”⑥(卷三七《浪水》)。步骘修建的州城是在南越国番禺城(越城)基础上修建和扩建的，“步骘以越城就圮，乃廓番山之北为番禺城。后又迁州治于此，自是不改”（30）（卷一○一《广东》)。步骘所修的番禺城，六朝时再也没有扩展。“按其城周十里，初尉佗居之，后为步骘修之”（30）(卷一五七《广州》)。就在筑城修廓的同时，六朝还开凿甘溪从城北引水入城，供城市民众饮用。“(陆)胤又畜水，民得甘食”⒆(卷六一《陆胤传》)，这条引水渠直至后来各朝仍发挥作用。与此相对应，番禺城南部临珠江，满载货物的国内外商船多在城南靠岸，番禺对内外贸易港口已初步形成。与货物俱来的外国僧侣，也多在此登陆。达摩西来初地就在今广州上下九路附近的秀丽二路北侧，这里及坡山附近应是当时的港口所在。而此时建立的大量寺院也集中在番禺城西，王园寺(今光孝寺)、王仁寺、西来庵(今华林寺)、宝庄严寺(今六孝寺)等寺院，多为南来僧侣宣传佛法之地。而珠江南岸的河南之地，卢循据广州治所番禺时．曾于此筑城。史载“河南之洲，状如方壶，相传刘宋沈田子破循，焚其巢穴，即此也。”卢循城周长多少史无记载，但“江南洲回四十里，东有荔枝洲”（卷一五七《南海县》)，卢循城规模当亦不小。总之，六朝时广州治所番禺城的建设已具备岭南中心城市的雏形，城西多置寺院，城北引水蓄池，城南为港口所在，河南之洲还一度建有卢循城，城市功能和不同分区已基本完善。番禺城西多置寺院，为宗教文化区；城北引水蓄池，满足城市日益增多人口的需要；城南濒江沿岸应为港口所在，今上下九路附近秀丽二路北侧的西来初地应为当时的港口。这些都为广州成为对外贸易港口准备了条件。 
    (3)六朝时广州治所番禺中心城市的形成，还表现在这里为当时岭南人才汇聚之地。吴名士虞翻贬至交州(时治番禺)，“虽处流放，而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卷五七《虞翻传》)。帮步骘立州于番禺交州治中姚文式“雅好诵读，博通今古。”也在此为官；交州刺史陆胤于此撰《广州先贤传》；晋初南海人王范“好读书，有鉴识，州里推重之”，为广州大中正，著《交广两州春秋》(又作《交广春秋》)、《交广二州记》)；黄恭“州察孝廉。”“补广州大中正”，著《交广记》、《十三州记》（31）(卷四)；除此之外，广州刺史嵇含撰《南方草木状》，宋沈怀远“坐事徙广州”，著《南越志》。据不完全统计，现存史书引用这一时期交广地区的地方志就达二十多部。（32）学者名士云集，鸿著大作迭出。而乘船东来宣扬佛法的外国僧人也在番禺增多，翻译佛经蔚然成风。按地点和时间排列，从东汉明帝起，光州仅次于洛阳为第二处，广州为第五处，说明了交广之地佛教传入较早，且已成为全国的译经中心之一。⒂这些促进了番禺宗教文化的繁荣。 
    正是番禺中心城市的确立，六朝和隋唐史书一般将番禺城称作广州城，广州城已成为六朝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而随着岭南经济的形成，中心城市广州的经济地位也日显重要，这都为广州城即番禺城成为贸易港口准备了条件。主客观条件的成熟使广州代替徐闻、合浦等港成为六朝时期中外贸易和使节往来的起航港和终到港。 
    注： 
    ①《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2。 
    ②《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③广州象岗汉墓发掘队《西汉南越王墓发掘初步报告》[J]  《考古》1984年3期。 
    ④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博物馆《广州汉墓•西汉前期墓葬》  [M]，文物出版社，1981年。 
    ⑤缪荃孙校辑《元和郡县图志阙卷逸文》[M]，中华书局，1982。 
    ⑥《水经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2。 
    ⑦司徒尚纪、李燕《汉徐闻港地望历史地理新探》  [J]  《岭南文史》2000年第4期。 
    ⑧《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⑨《徐孝穆集笺注》  [M]•四库全书本。 
    ⑩《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 
    ⑾《艺文类聚》[Z]•北京：中华书局。 
    ⑿《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⒀《法显传》[M]•北京：中华书局。 
    ⒁《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⒂《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⒃《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2。 
    ⒄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  [M]•商务印书馆，1937年。 
    ⒅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省海南行政区文化局《广东省西沙群岛第二次文物调查简报》 [J]•《文物》1976年9期。 
    ⒆《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2。 
    ⒇《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21)《陈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22)@刘希为、刘磬修《六朝时期岭南地区的开发》  [J]•《中国史研究》1991年1期。 
    (23)《太平寰宇记》[M]•北京：中华书局。 
    (24)徐恒彬《简谈广东连县出土的犁田耙田模型》  [J]•《文物》1976年3期。 
    (25)李乃贤《浅谈广西倒水出土的耙田模型》  [J]•《农业考古》1982年2期。 
    (26)汪廷奎等《广东通史》(古代史上册)[M]•广东高教出版社，1996年。 
    (27)《南方草木状》[M]•北京：中华书局。 
    (28)《太平御览》[Z]•北京：中华书局。 
    (29)朱杰勤《中国古代海舶杂考》  [A]•朱杰勤•《中外关系史论文集》  [C]•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30)《读史方舆纪要》[M]•中国书店。 
    (31)《百越先贤志》  [M]，  《丛书集成初编》本。 
    (32)刘伟毅《汉唐方志辑佚》[z]，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

(选自《岭南文史》2002年增刊，作者是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